第二推想 官变匪

第二推想与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：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，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。

1918年，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，召开整军会议，确立了各派系军队“就防划饷”的防区制。用大军阀刘文辉的说法：“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，在经济上予取予求，为所欲为，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。四川军阀混战十六年，大多为此。”[8]

刘文辉用了“独立王国”一词。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，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，群雄争霸。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、任命官吏、征收赋税，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。不过，由于争夺激烈，防区主人频繁变换，稳定程度比不上独立王国，也比不上诸侯领地，倒有些像黑帮地盘。

刘文辉说，他“在自己的防区内，苛捐杂税，人有我有，竭泽而渔，不恤民困，……有一个时期，在无可如何之中，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。”

军阀陈光藻说：“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，正税不足，便行预征，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。到1935年（民国24年）时，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。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，征收烟款，便设烟馆，抽收红灯捐。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，征收过道捐税。”[9]

除了预征之外，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。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，田赋附加税有学费、县志、被服、备丁等26种名目，附加税额之沉重，到防区制末期，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。[10]

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？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，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。土匪毕竟没有“预征”，也没有“附加”，惟恐竭泽而渔，断了日后的财路。而军阀恰恰追求“竭泽而渔”。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，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。既然防区经常易手，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，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，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。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，将来未必吃得上蛋，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，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。在这种格局中，竭泽而渔——标准的流寇行径——便是最有利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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